能人型村干部如何促进乡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以浙江省三个“千万工程”典型村为例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环境治理是“千万工程”的第一步，不仅是农村居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所需，而且是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必要前提。

  作为“千万工程”的发源地，浙江省环境治理实践走在全国前列。就其二十余年“千万工程”建设实践来看，浙江省乡村的环境治理虽成效显著，但仍有部分村庄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环境治理失灵的问题，根本原因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基层政府“缺位”和“越位”并存，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政府的环境治理资源主要以自上而下的“项目制”形式输入，这种资源供给方式难以识别和匹配不同村庄的差异化环境需求，易引起资源供需失衡。同时，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政府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打造少数环境治理的“典型村”“示范村”，导致对乡村环境治理的过度干预，示范村往往并不具备真正的示范效应。二是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环境治理成果难以维系。维持环境治理成果需要一定后续运维成本。由于村庄集体经济普遍薄弱，往往难以承担环境治理的运维成本，需要上级财政资金兜底或村集体负债，大幅度提升了财政负担和村庄债务风险。三是村治主体持续分化，农民参与不足和“精英俘获”现象普遍。随着乡村社会空心化和原子化问题日渐显著，普通村民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大多表现为“不想参与”“与我无关”“那是政府的事”等，对环境治理项目的运作、实施漠不关心。另外，少数村社精英之间捆绑连带、利益拉拢，利用其信息优势，承包或配合承包商从环境治理工程中获取灰色收入，造成财政资金浪费和基层腐败，降低了环境治理效能。

  学界围绕乡村环境问题主要形成管控式治理、市场式治理和自主治理三种思路。一是管控式治理。管控式治理主张利用行政力量进行权威性资源调配和环境规制，纠正环境污染负外部性问题。该模式具有运动式治理特征，能利用“硬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乡村环境面貌，但也存在财政负担重、村民参与失灵、持续性不足等问题。二是市场式治理。市场式治理认为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收费制度，将环境治理服务的成本利益与市场挂钩，能够调动市场主体环境治理积极性，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由于现阶段中国乡村市场制度不完善、农民环保意识薄弱，市场型治理只在少部分地区得以成功，大部分地区面临推行困难、农民付费意愿不强等问题。三是自主治理。自主治理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提出无须借助外部强制力，通过村庄内多元主体的交流和博弈，能够自行找到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安排，从而约束村民行为，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奥斯特罗姆通过一系列分析归纳全世界集体行动经典案例，提出了成功实现集体行动的八项制度设计原则，并将其应用于公共事务供给。制度设计是自主治理理论的核心，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激发乡村内部生态资源使用者内生动力，提升资源配置效能，促进集体行动的形成。

  自主治理理论跳出了管控式治理与市场式治理的二元对立视角，并与乡村传统的自治格局相容。因此，大量学者将其应用于乡村建设发展的诸多层面，如新型集体经济建设、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等。但是，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国村庄传统自治格局发生改变，自主治理理论的应用需要应对新的挑战。第一，自主治理主要关注相对封闭、小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实际上，在资本下乡、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中国乡村面临的情境更复杂，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不断的提高，形成了半封闭式的治理格局。大部分乡村内部资源有限，需要开放系统边界来获取政府、社会等外部力量支持，从而激活内生动力、重塑内部系统，促进公共事务的有效供给。第二，自主治理要求公共池塘内的群体沟通顺畅、利益相关，具备强大的社会资本。当前，中国大部分乡村空心化、原子化问题严重，留在村内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很难形成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同时村民之间社会联结弱化，实现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容易因长时间的沟通和博弈难以达成一致。第三，自主治理要求主体之间同质性较强，并能进行平等化、民主化决策。中国乡村生态资源属于集体公有制，乡村能人是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行动主体，在生态资源治理决策中明显具有更突出的地位和话语权。

  综上所述，学界从不同治理主体视角探究了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的可能路径，但仍存在可扩展空间。第一，无论是管控式治理还是市场式治理，实际上默认村庄内部主体是理性人，而长期生活在村内的村干部、村民嵌入于乡村社会，对乡村环境事务具有感性的认知和期待。第二，当下大部分乡村面临内部资源匮乏、社会联结弱化、村民异质性加剧等复杂治理情景，仅依靠村庄内部、政府、市场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环境治理有效。因此，需要寻找内外部优势互补、资源匹配、目标统一的多主体治理模式。第三，随着“能人治村”现象的兴起，大量研究表明能人型村干部是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的重要主体。但大多研究聚焦村干部有效落地环境政策、动员村民参与的过程性描述或绩效评价，能人型村干部如何整合内外部资源、怎么样做环境动员、如何形成可持续治理模式等问题仍未被厘清。

  基于此，本文融合嵌入性理论和自主治理理论，构建能人型村干部促进参与式环境治理实现的分析框架，并以浙江省缙云县三个“千万工程”典型村庄为例，分析能人型村干部促进参与式环境治理实现的嵌入路径和内在机制。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融合市场式治理、管控式治理、自主治理思路，构建以能人型村干部为核心主体、激活村庄自主治理能力、实现参与式环境治理的分析框架，尝试更系统和立体地为中国乡村环境善治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二是从多维嵌入视角出发，深入剖析能人型村干部在“千万工程”政策执行末端展现出的能力特征和嵌入逻辑，揭示其实现乡村环境可持续治理模式背后的内在机制、关键要素及治理边界，从而进一步夯实“能人治村”在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为当下能人型村干部更好地带领乡村环境整改治理、生态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前文所述，乡村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单一的管控式、市场式或自主治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治理困境，环境整改治理效果受限。为此，本文以自主治理理论为基础，融合管控式和市场式治理思想，提出以村干部为治理核心，挖掘内外部治理资源，动员村民参与，培育生态产业，从而形成政府、村干部、村民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和合作的参与式环境治理。参与式环境治理具备自主治理理论的一般特征，如强调多主体能动性、形成网络治理结构、以合作共赢为治理目标等。同时，参与式环境治理与自主治理在治理主体、资源来源、维持机制等方面有明显差异。从治理主体上看，参与式环境治理认为村干部是治理的核心主体和关键角色，具有黏合村民与政府关系、配置治理资源、匹配村民需求、构建多元参与格局等及其重要的作用。从治理资源来源看，参与式治理不排斥村庄系统外的治理资源，并强调乡村内外部治理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价值化开发，利用外部力量来激活村庄内生治理动力，实现内外相融合。从治理维持机制来看，参与式治理主张通过利益联结和激励机制来维持，不要求村民具有较高的道德、信任等社会资本。

  现有研究对能人型村干部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从个体特征来看，能人型村干部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和自身能力，在智力、经验、知识、道德、情怀上有优势，并且具有带动乡村发展的意愿。从资源禀赋来看，能人型村干部具备雄厚的社会资本和富足的经济实力，能为村庄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从治村逻辑来看，能人型村干部以经营村庄为核心治理理念，强调基层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并呈现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多重样态。结合前人研究，本文将能人型村干部定义为担任村干部职务，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经营才能，熟知乡村熟人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能在落实上级政策的同时积极回应村民需求、维护村民利益，并获得广泛村民认可、取得良好治理成效的人。

  随着能人担任村干部成为乡村治理的普遍情形，其生成动因慢慢的变成为研究热点。已有文献主要从政府激励和能人自我竞选两方面做探讨。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通过政策激励能人参与村庄事务，希望能够通过能人型村干部的自身能力和社会资源改变村庄面貌、带领村庄发展。同时，新时期村庄治理任务由维持村庄社会稳定转变到带动村庄经济发展，需要能人型村干部来担任“村庄经营者”角色，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源，规划村庄经济发展内容和方向。另一方面，能人自身也具有竞选村干部的内在动力。能人更注重村社价值反馈，在获得一定财富积累后更愿意重新“回嵌”村庄共同体，获取“声望”“面子”“成就感”等社会性收益。同时，部分研究指出能人可能利用村干部身份侵占公共资源、获取灰色收益，但在反腐高压下能人利用村干部谋利的空间不断压缩。因此，本文认为获取社会性收益是能人担任村干部的主要动力源。

  综上所述，能人型村干部具有带领村庄经济发展、提升村庄治理水平的自身能力和内在动力，是乡村实现环境善治的重要主体。能人型村干部符合当下村庄的治理情景，选其作为研究对象能归纳出更具普适性的环境治理机制。

  嵌入性理论最早由波兰尼提出，指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经济发展无法脱离社会独立存在，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从微观的人际互动视角，将嵌入性细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用于分析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发现制度、权力、文化等无形要素对经济活动也有重要影响，并形成了制度嵌入性、政治嵌入性、文化嵌入性等多维分析框架。随着经济社会学理论引入国内，嵌入性理论也被大范围的应用于中国乡村治理、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并进一步被细分为主体嵌入、资源嵌入、身份嵌入、知识嵌入等众多解释维度。

  嵌入性理论强调组织或个体行为与社会体系之间相互引导、促进与限制的复杂关系，为分析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多维视角。但是单纯的维度细分仅是强化静态分析，缺乏动态过程视角，也未涉及不同嵌入维度之间关系。因此，运用嵌入性理论需要结合具体的治理情景、嵌入主体等分析不同嵌入维度的结构性关系和动态过程。现有嵌入性理论在能人治理研究中的应用，大多从纵向视角关注外部主体如何自上而下地嵌入乡村社会、影响基层治理。例如，赵月枝和白洪谭关注到浙江省缙云村干部通过党组织体系、创新创业机会“回嵌”乡村社会，认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回嵌”可以为乡村带来更积极、更具有建设性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动力；张国磊和李尧磊关注到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以提升整体治理效能。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到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如何嵌入乡村社会构建多主体产业治理结构、科技特派员如何嵌入乡村产业推动内源式发展等。鲜有研究聚焦环境治理情景，从横向视角分析乡村内部治理主体在嵌入环境整改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嵌入逻辑和嵌入效果。

  基于此，本文聚焦能人型村干部这一核心内部治理主体，分析其在促进环境善治过程中的嵌入维度和嵌入关系。在乡村环境治理场域，影响能人型村干部整治成效的因素众多，最重要的包含治理资源、社会关系、治理机制三方面。治理资源是环境整改治理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社会关系影响着治理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式，而治理机制决定了治理资源和社会关系之间是不是匹配，以及治理成效有没有可持续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自然形成，而是能人型村干部干预的结果。综上，本文将能人型村干部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嵌入逻辑大致概括为资源嵌入、关系嵌入和知识嵌入三重逻辑。一是资源嵌入。能人型村干部嵌入乡村环境治理资源的供给和配置过程，能人型村干部能够拓展和承接外部资源，解决环境治理早期资源匮乏的困境，并依据乡村环境治理的实际要，将资源针对性地投放到村庄最需要的场域。二是关系嵌入。能人型村干部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并依据乡村社会的人情规则进行环境动员，在与村民长期互动中取得村民信任和支持，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三是知识嵌入。能人型村干部通常有着非常丰富的经商经验和经营才能，并将其嵌入村庄的环境整改治理实践和经济发展中，促进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显化和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生态收益。

  本文立足于能人型村干部资源、关系、知识三重嵌入逻辑，分析能人型村干部促进参与式环境治理实现的路径和内在机制。

  第一，能人型村干部嵌入资源供给和配置，协调村庄内外环境治理目标和要求。在乡村环境整改治理早期，内部治理资源的匮乏决定了仅靠村庄内部难以实现环境治理有效。能人型村干部能利用其自身能力和社会资本，扩展治理资源池，缓解资源匮乏困境。一方面，能人型村干部能深入乡村内部构建良好的干群关系、获取村民认同和信任、挖掘内部可用资源，并为村民参与环境治理事务、表达环境诉求提供平台和渠道；另一方面，能人型村干部可以在明晰村庄实际环境需求后，针对性地选择外部资源吸纳策略，提高内外资源配置效率。在此过程中，资源供给和环境诉求的有效衔接提高了能人型村干部资源嵌入过程中资源供给的合理性、精准性，并保证环境治理任务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脱离村民需求、不损害村民利益，实现内外部治理目标的协同统一。

  第二，能人型村干部嵌入环境组织动员，激发村民参与的主体性和自觉性。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血缘、地缘关系使村庄内部建立起稳固的共同体，并建构了“差序格局”。因此，在乡村环境动员过程中需考虑关系网、人情机制、面子观等熟人社会特征。另外，随着基层党组织的下沉，党建力量在回应村民需求、引导村民参与乡村发展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凸显。乡村熟人社会与基层党建的融合引发了

  的嬗变，影响了能人型村干部的关系网络结构和环境动员策略。具体而言，能人型村干部融合人情、面子、公共舆论等乡土秩序，以及组织制度、组织规范、组织纪律等党建规章，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为核心和重点，并依据社会关系远近对村民采用差异化、针对性的环境动员策略，层层激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第三，能人型村干部嵌入村庄经济发展，培育生态富民产业。一方面，能人型村干部利用多年经营或经商的先验知识挖掘生态资源，培育生态产业，促进乡村优美环境价值化和经济化；另一方面，能人型村干部协调多方利益，制定环境维护激励制度和生态收益共享制度，在壮大村庄集体经济的同时增加村民生态收益，以此来实现强村富民。集体生态产业的发展能够为村庄环境维护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降低对外部治理资源的依赖性，生态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能够提升村庄内部的组织化水平，增加村民长期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村庄内部稳定的生态收益和广泛的村民参与共同为环境可持续治理提供坚实的保障。

  ）。该框架阐述了能人型村干部如何促进参与式环境治理实现，并明确了资源嵌入、关系嵌入和知识嵌入在促进环境善治、提升环境治理效能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纵向多案例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如下。第一，案例研究适合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本文聚焦能人型村干部如何促进参与式环境治理，实质上是属于解释机制和过程的研究问题，适合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第二，相比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可利用复制法则有效构建理论，并从多来源中推论证据，更直观生动地反映能人型村干部促进乡村环境善治的实然状态。第三，本文涉及村庄环境治理的时序分析，纵向案例能够从多个时点对案例村庄进行深度挖掘，在纵向对比中挖掘村庄环境整改治理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从而构建合理的因果链条。

  浙江省作为“千万工程”的发源地，有着非常丰富的乡村环境治理实践经验。丽水市缙云县地处浙江省中南部丘陵山区，随着“千万工程”的实施，缙云县立足山区实际，大力推行“明星书记”培育和“乡村能人”回嵌，环境治理成果显著，连续3年获浙江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工作考核优胜县。

  本文选取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笕川村、联丰村和陇东村三个村庄作为案例村，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村均是浙江省“千万工程”的示范村庄，环境治理效果非常明显，同时案例村相较经济发达村庄更具有全国乡村的普遍特征。第二，案例与理论匹配性。案例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均是典型的能人，并且在乡村环境治理实践中，不断整合村庄内外资源、提升村民参与主体性，形成了可持续治理格局。这为探究能人型村干部实现乡村环境善治背后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现实样本。第三，数据可得性。本文3个案例村均有翔实的口述史资料支撑和丰富的调研资料，其中口述史资料支撑大多数来源于《我在村里当书记：“双重回嵌”之路》一书。此外，课题组与当地涉农政府部门拥有非常良好合作伙伴关系，并于2023年8月和2024年7月两次赴案例村实地调研，收集了约15万字访谈资料和3万字公开资料。

  笕川村位于新建镇，距县城12千米，人口5 235人，党员202人。曾经，笕川村以麻鸭和香菇为主导产业，过度种植、养殖导致村庄环境恶化，一度污染到村庄饮用水。村党支部书记施颂勤早期参过军、办过砖厂，社会经历和经商经验比较丰富。2014年，为改善村庄生态环境，施书记以“军令状”形式向上级申请到300万治理资金，用于村庄破旧香菇棚拆除、污水处理设备建设等环境整改治理工程。2016年笕川村开始发展生态旅游业态，先后开发了“创意花海”、儿童游乐场、婺剧、摩天轮、灯光秀、书香礼堂等文旅项目，引导村民自主开办民宿、农家乐等，并入股集体文旅项目，促进村庄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和生态收益全民共享。自2016年以来，笕川村每年平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先后获得浙江省首批AAA级景区村、中国美丽休闲村等荣誉，实现了从落后村到典型村的跨越。

  联丰村位于壶镇镇，毗邻锦绣工业区、丽缙园区，距县城29千米，人口1 081人，党员58人。联丰村早期以草席制造为主导产业，一下雨到处是草席发酵的霉臭味，卫生检查一度为全镇最后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楼干强早期为村庄销售草席，后外出开办物流公司，2017年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19年，楼书记联合村“两委”向银行贷款400万元，并动员村干部、党员、民兵连组建环境整改治理工程队，先后做了地面硬化、文化节点打造等环境提升工程。2020年，联丰村开始发展卡丁乐园、席草工艺体验、机车咖啡屋等文旅产业，成为当地有名的旅游村庄。在楼书记的带领下，联丰村5年内实现了由“脏乱差”向生态优美的转变，先后获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浙江省AAA级景区村庄等荣誉。

  陇东村距县城34千米，人口1 064人，党员57人。作为典型的工业型村庄，陇东村一半村民以打磨加工缝纫机、锯床等机器零部件为生，大量工业公司是环境“脏乱差”的主要源头。村党支部书记卢桂平早期在乡镇缝纫机厂做主管，后成立工厂自己经营，1997年被选为陇东村党支部书记。2013年，浙江省开始实施“五水共治”政策，卢书记带头在全村范围拆除违章厂房，迁出污染企业。2016年，卢书记在陇东村开展“花样村庄”活动，自掏腰包购买花盆、种子，并通过核心圈子动员村民美化村庄。此外，陇东村形成了一套环境低成本维护机制，依靠村民环境意识和乡村能人捐款补贴，每年环境维持费用不足10万元。陇东村的整治经验是丽水市典范，先后接待考察调研1 100批次，相关经验曾获央视《焦点访谈》公开报道。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逻辑。这一过程缺乏反馈和协调机制，往往出现资源供需不匹配、内外目标不一致等问题。能人型村干部以“自下而上”的逻辑嵌入乡村资源的供给和配置过程，一方面,利用社会资本优势识别和吸纳内外部治理资源、扩展村庄环境治理资源池；另一方面，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了解村民实际环境诉求，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提升资源供给和环境需求的匹配性，实现村庄内外环境治理目标的协调统一。

  第一，整合内部资源，破解资源困境。资源是环境治理活动得以推进的前提，内部治理资源的禀赋和利用效率不仅影响着内部治理成效，也对外部资源的进入具备极其重大作用。能人型村干部往往先聚焦乡村内部，明晰乡村环境特征和资源状况，并整合有限的内部治理资源改善村庄环境、构建整治基础。笕川村通过挖掘、整合村庄内部集体资源和种养历史资源发展“茭鸭共育”新业态，在保障村民收益的同时促进了村庄高污染农业转型。早期香菇和麻鸭产业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笕川村经济发展，但也严重影响了村庄生态环境。施书记结合村庄气候土质、种养历史、村民种植养殖技术等内部资源条件，推广“茭白麻鸭共生生态模式”、建设茭白集散中心，在改善农田生态、减少源头污染、促进生态循环外，实现了节本增效。联丰村以整合乡村能人资源为重点，扩展环境治理资金。一方面，举办座谈会、“村春晚”“荷花节”等活动，积极向乡村能人说明村庄环境建设的规划和困难，并邀请乡村能人为村庄治理出谋划策、出资出力；另一方面，通过定期到乡村能人家中走访、慰问他们年老父母、汇报村庄环境治理成效等，增加村党支部书记与乡村能人的情感联结。由此，联丰村乡村能人的资源供给活动始终处于较为活跃的水平，保障了村庄环境整治、生态转型的资源基础。陇东村通过整合党员干部资源、构建党员分包制度，有效缓解了治理资金不足的困境。作为省级历史文化村落、市级革命老区村，陇东村悠久的红色革命历史和长期的基层党建工作孕育了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党员队伍。卢书记通过党员分包制度为每位党员设定具体的分管面积和联系农户数，动员党员担任所在区域环境治理的宣传员、监督员和保洁员。通过激活、利用村内丰富的党员资源，陇东村环境整治成本和维护成本大幅降低，并起到良好的行为示范、思想引领和情感联结作用。

  第二，吸纳外部资源，缓解资源约束。由于内部资源限制，大部分村庄并不具备向“美丽乡村”“美丽经济”转型的资源条件。因此，需要借助能人型村干部的社会资本吸纳政策扶持、资金补助、咨询规划等外部资源，从而弥补内部力量的不足，缓解生态转型的资源约束。笕川村通过引入外部设计、规划、运营等资源，有效巩固了环境治理成果，促进了文旅产业发展。在施书记的带领下，笕川村生态污染得到有效改善，但村庄良好的生态资源并没能实现价值化开发。为此，施书记多次向先进村庄、旅游部门等外部主体咨询调研，并引入国内知名设计师和专业运营公司共同规划笕川村生态旅游发展方向。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笕川村围绕“乐游、乐住、乐吃”的理念，先后开发了“创意花海”、书香礼堂、游乐场、婺剧、老宅特色民宿、农家乐等项目。同时，得益于项目布局合理、特色突出，并且项目之间互促互补，笕川村文旅业态一经推出便吸引了大量游客。外部资源的引入成功盘活了内部生态资源，促进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使笕川村成为当地有名的生态旅游村。联丰村通过引入外部互联网公司为村庄开发“数字门牌”应用，实现了扫码显示家庭荣誉和可出售的花卉，有效增加了村民卖花收入和环境维护意识、减少了村庄公共环境开支。陇东村通过卢书记积极的“争资跑项”和丰富的政府资源，成功被县政府推选为县委书记联系村，得到了更多领导的注意和政策倾斜，保障了村庄环境治理所需的资金和项目支持。

  第一，合理配置资源用途，降低整治成本。联丰村整合村干部、党员、民兵连等村庄剩余劳动力成立的环境工程队，不仅能减少工程外包数量，降低整治成本，而且能更方便地明确村民的现实环境需求，从而放弃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建设道路硬化、线路“入地”、外立面改造等村庄实际需要的环境项目工程。陇东村为降低整治成本，通过非标操作自主建设环境工程，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大幅节省了招标、设计、监管等成本开支。另外，在环境成本开支上，陇东村设立“党员分包”“花样村庄”等治理机制，有效提升了村民环境意识、降低了公共环境维护费用。

  第二，设立资源监管机制，保障合理合规。联丰村楼书记在村庄内设立了保障环境工程专款专用、施工过程公开透明的规章制度，并通过掌上App进行村务公开，邀请村民对村庄支出事务进行评价和监督，保证环境整治工程的公正公开、合情合理。笕川村施书记向村民保证不参与村里工程建设、不从工程中谋利，并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收集村情民意，及时了解村民对村庄环境治理的看法和建议。陇东村卢书记挑选村庄中最不信任村“两委”的村民担任村监会委员，邀请其全流程监督村庄环境整治工程的实施，并设立严格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村级资金使用需经过5人签字审核，确保环境治理资金使用的合理合规。

  在村庄环境治理的早期，大部分村庄面临资源约束，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是乡村环境得以善治的核心。能人型村干部通过嵌入资源供给和配置过程，提高资源吸纳和利用能力，并促进内外资源的融合和政策目标与村民需求的协调，实现了资源精准供给，治理目标协调一致，为乡村实现参与式环境治理奠定了资源基础。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逻辑。这一过程缺乏反馈和协调机制，往往出现资源供需不匹配、内外目标不一致等问题。能人型村干部以“自下而上”的逻辑嵌入乡村资源的供给和配置过程，一方面,利用社会资本优势识别和吸纳内外部治理资源、扩展村庄环境治理资源池；另一方面，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了解村民实际环境诉求，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提升资源供给和环境需求的匹配性，实现村庄内外环境治理目标的协调统一。

  在面向环境整治活动时，本地村民常常表现出从众和观望心理。此时，村“两委”干部、党员等核心人物的示范带领作用是环境整治工作得以大范围推行的关键。笕川村在推进土地征迁过程中，施书记将征迁工作赋予政治意涵。通过支部会议、党员大会等反复强调征收工作重要性，动员生产队队长、党员认真执行征迁政策，做好示范。联丰村在综合环境整治过程中，楼书记联合村“两委”向银行贷款400万元用于弥补环境治理资金缺口，并带领党员拆除违章建筑、建设环境治理工程等，通过基层党建力量撬动环境治理所需的资金、劳动力等资源要素。陇东村污染工厂外迁过程中，卢书记率先拆除自家厂房，并要求村“两委”干部、党员做好拆违表率，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核心村民的示范引导是普通村民动员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础，能够大幅减轻能人型村干部的动员压力。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的村民率先响应环境号召后，一方面,在村庄中形成示范和引导效应，普通村民因从众心理更愿意听从村“两委”的环境安排；另一方面，通过核心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传导环境整治的内在要求，间接减少了村“两委”直接动员的压力和难度。陇东村党员干部率先拆除自家违章建筑后，卢书记通过“党员分管”制度进一步宣传和引导拆违工作。通过党员社会关系网进行的二次动员，使得拆违任务有效嵌入乡村社会网络中，在提升村民的环境意识和整治理念的同时保证了整治任务的顺利进行。联丰村在党员干部义务打扫村庄卫生、开展“美丽庭院”、维护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实际行动后，普遍提升了村民的环境认知，村民开始主动美化自家庭院，维护村庄公共环境。

  钉子户是乡村环境整治过程中的难点，容易产生恶劣社会影响，增加村庄治理难度和成本。在成功动员村庄大部分村民后，往往需要组合多种方法，转变钉子户的观念和行为。联丰村楼书记主要通过社会施压解决“钉子户”问题。除亲自走访、亲友劝说等常规动员手段外，由村干部、党员等组成的环境整治工程队在动员钉子户过程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人情观、面子观浓厚的乡村，本地村民组成的工程队对钉子户产生了一定社会压力，使其不配合成为为难父老乡亲，增加了钉子户不配合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促使其配合村庄环境整改治理安排。陇东村卢书记主要通过强制、引导相结合的方式解决钉子户难题。为阻止拆除村内违章厂房，个别“刺头”到村委会闹事。卢书记一方面联合公安部门以强制手段震慑钉子户，另一方面主动请求公安从轻处罚，既让钉子户了解到行政部门强大的执行力，又让其理解到村干部对其不配合行为的宽容。通过柔性的讲道理、感化和硬性的强制、震慑，村庄中的“刺头”虽心有不甘，但也配合了村“两委”的拆除违建工作。

  能人型村干部根据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结构，选取差别化的动员策略，动员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实践，对村庄环境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传统乡村的社会联结不断弱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党员干部成为环境动员的首要主体，同时也是环境治理工作在村庄内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能人型村干部以党员为核心的差序动员，不仅得到了村民的认可，还培育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能人型村干部依托自身多年的经营才能和先进发展理念，深入挖掘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带动乡村生态经济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并与村民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共享生态资源价值红利，从而摆脱外部资源依赖，构建以生态富民产业为依托的可持续治理模式。

  早期的环境治理改善了村庄村容村貌，提升了治理主体的生态环境认知，并积累了生态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经验。然而，仅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容易陷入空有绿水青山，没有金山银山的“绿色贫困”。在此阶段，能人型村干部运用多年经营、经商的先验知识，促进乡村内部积攒的生产要素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推动生态文化景观价值内部化。笕川村施书记结合村庄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生态优美的优势，建设了“创意花海”、书香礼堂、游乐场、婺剧等集体文旅项目，并引导村民自主开办民宿、农家乐等相关业态，促进村民参与生态资源开发、获取生态价值收益。联丰村楼书记整合40亩。荒地建设了“万莲花海·卡丁乐园”项目，并联合村民共同建设夏日夜宵、席草工艺品体验、机车咖啡屋等配套产业，不断丰富联丰村文旅业态、扩展村民参与形式、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并形成了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的村庄发展模式，促进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陇东村在“花样村庄”的基础上，利用村庄古巷、古宅、古庙等特色历史资源打造村庄小景点，提升文化底蕴、吸引外来游客。

  村庄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从事农家乐、民宿等业态的小部分村民收入有直接影响，但大部分村民仍然无法享受村庄生态优势带来的经济价值。在此阶段，能人型村干部设置项目入股制度和常态激励制度，与村民之间形成紧密联合的利益共同体，从而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共享生态环境收益、实现可持续治理。笕川村集体项目入股制度的设立有效促进了生态资源价值的全民共享。村民除自主开展生态旅游相关经营业务外，还能以每股7 000元入股笕川村集体文旅项目，按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入股后，村集体在保证项目控制权、扩展村庄发展资金的同时，与村民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联结关系，共享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带来的经济收益。联丰村卡丁乐园项目分红、“美丽家庭”评比、数字门牌展示等激励制度的设立，为村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事务提供了持续动力。一方面，卡丁乐园项目收益分红、美化庭院比赛奖金等经济激励直接增加了村民收益，提升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认同感;另一方面，美丽庭院评比、数字门牌展示等情感激励提升了村民的荣誉感和环境认知，促使环境观念内化于村民的日常生活、生产之中。激励制度的设立促进了村民环境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从情感和经济两方面保障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意愿和持续动力。

  能人型村干部将经商经验、发展理念等知识嵌入村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使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方面，村集体有了长期的、稳定的环境治理资金来源，摆脱了对政府治理资源的依赖，增强了持续治理动力；另一方面，村庄与村民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增加了村民生态收入，促进了生态共富产业的发展和可持续治理机制的形成。

  第一，资源供需匹配是环境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大部分乡村面临资源约束，缺少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条件。因此，要实现环境治理有效需要扩展乡村治理资源池、优化内外资源匹配效率，提升资源使用与乡村实际环境治理需求之间的匹配性。在这一过程中，能人型村干部往往先挖掘村庄内部资源、打造良好的环境整治基础，之后借助社会资本吸纳外部资源，提升内外资源的互补性和供需的匹配性，进一步深化村庄环境治理成果。

  第二，基层党建是动员村民参与治理的核心力量。当下大部分村庄存在空心化和原子化加剧、组织能力弱化、共同体意识消解等问题，导致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治理往往动员效果不佳。随着基层党建的不断强化和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的逐渐健全，党建力量在回应环境诉求、动员村民参与、激发环境共识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案例村经验表明，能人型村干部在强化基层党建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的同时，不仅能提升党组织成员的个体素质、环境观念和集体意识，而且能增加村民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构建起长久的信任关系，进而凝聚环境共识、减少动员阻力，确保环境治理工作顺畅开展。

  第三，与农民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是治理动力和治理成效得以持续的关键。在环境治理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实中也不乏环境治理的“明星村”“样板村”在几年后环境回退到“脏乱差”的状况，面临严重的可持续困境。本文案例村之所以能够形成持续的治理动力和治理成效，核心原因在于村庄环境与村民个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系。具体而言，村庄生态共富产业如乡村旅游、民宿、农家乐等均强依赖于村庄的生态环境优势。村民无论是自主开展文旅业态还是入股集体文旅项目，都将个人的收益与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紧密联合在一起，极大增强了村民保护环境、参与治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虽然通过能人型村干部促进乡村环境治理模式变革，很好地契合了政府的基层治理需求和村民的环境诉求，但也需要看到这种治理模式的局限和边界。第一，能人型村干部虽具有转变乡村面貌、彰显治理能力的强大动力，但往往属于“高风险”偏好者，有可能不顾村庄真实的情况进行举债整治和发展，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风险。第二，好的企业经营者并不全是好的乡村治理者。能人担任村干部后，面临集体利益诉求和个体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和抉择，怎么样处理个人经营业务和村庄公共事务是其面对的重大挑战。少数能人还可能在担任村干部后其利用能力和资源优势将集体资源变为私人财产，侵占属于全体村民的生态收益，导致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恶化，破坏环境善治格局。第三，从长久来看，能人型村干部引领的环境治理，显然强依赖于个体的治理能力，若能人离开村“两委”，村庄很可能陷入新一轮的环境治理危机中。

  本文以浙江省三个“千万工程”典型村为案例，考察了能人型村干部推进乡村环境善治的作用机制。概括而言，能人型村干部通过资源嵌入、关系嵌入、知识嵌入三条路径嵌入乡村环境治理实践，并利用供需反馈协调内外环境目标、差序动员激发村民参与自觉、利益整合培育生态共富产业，进而推动参与式环境治理实现。进一步讨论发现，资源供需匹配是环境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基层党建是动员村民参与治理的核心力量、与农民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是治理动力和治理成效得以持续的关键。同时，这种能人治理模式有几率存在如经营风险、资源俘获、能人依赖等局限。

  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强能人型村干部队伍建设。一方面，积极宣传地方人才引进、乡土专家扶持等政策，搭建能人返乡的“绿色通道”，畅通“能人村干部化”招引渠道；另一方面，加强现有村干部的培训和激励，激发村干部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动力，完善“村干部能人化”培育机制。第二，强化基层党建，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在环境动员过程中将乡土规范和党建规章结合，以基层党员为核心，渐进式提升村庄组织化水平和村民参与积极性。第三，创新考核激励制度。一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督考核作用，对能人越界行为设立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发挥市场作用，对治理成效良好、项目实施规范的能人型村干部给予一定精神和物质奖励。